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会计的理论支柱，以数学作为会计的方法支柱……”1982年2月，《经济研究》刊登了一篇《对列宁经济核算思想的探讨》的文章，文中将会计与政治经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会计理论系统，此文引起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纪琬的关注。随后，文章的作者奉命进京。这个人就是丁平准。

此时的丁平准45岁，年富力强，理论、实践兼而有之。

不久，丁平准担任中国会计界最权威的理论刊物—— —《会计研究》第一任编辑部主任，接着在会计行业又先后担任了3个秘书长：中国会计学会、注册会计师协会、总会计师协会，成为中国财会战线的一名老兵。

“我最难忘的就是担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CICPA）秘书长的1823个日日夜夜。”回顾历史，恍若如梦。再次回味那段岁月，丁平准的记忆之门瞬间打开，而CPA（注册会计师）就是打开大门的金钥匙。

起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、筹划3批独立审计体系、构建行业管理体制、加入国际会计师组织(IFAC)、国际会计公司进入中国会计市场、WTO谈判、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……从1993年到1999年，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所有的大事几乎都起源于这6年间，一系列的大事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。

每一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都能看到丁平准努力奋争的身影，幽默而又不失原则的睿智，老当益壮、勇往直前的果敢……“没有CICPA的IFAC算不上是国际！”“中注协加入国际会计师组织，从1982年到1997年经历了15年，最难的就是台湾会计师组织的改名。”丁平准回忆道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中国“大而不强”，在国际舞台上虽“小荷已露尖尖角”，但声音依旧很微弱。因此，在各类的国际组织、国际会议上，对于台湾问题，各国都是“惟恐避之而不及”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CICPA加入IFAC，由于“台湾会计师组织改名问题”久拖不决。

15年里，IFAC的历任会长都曾信誓旦旦地表示，“一定在任期内使CICPA加入IFAC”，但最终都因棘手的台湾问题而遗憾地卸任。

CICPA加入IFAC，在丁平准接任秘书长时进入冲刺阶段。

“原则问题，不容商议！”丁平准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，中国注册会计师需要融入国际，而国际社会也不能没有中国。

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因此台湾会计师组织不能使用“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全国联合会”这样的名称。

1995年，国际证券组织对台湾采取强硬态度，逼其改名，中国证监会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“跑步”加入国际证券组织。受此启发，丁平准召开了一次秘书长办公会，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做IFAC会长和秘书长的工作上，下一步采取强硬的态度，大家都表示同意。

1995年8月21日，丁平准起草了一封致IFAC会长哈雷拉和秘书长格鲁诺的信，对IFAC的做法“感到十分意外和遗憾”，并表示了“强烈的不满”。他指出，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“不能不守信誉”，并强烈要求由IFAC直接将台湾会计师组织改名为“中国台湾”或“中国台北”而无需“事先征求台湾意见”。

迫于CICPA强硬的态度和时事所迫，IFAC会长哈雷拉和秘书长格鲁诺先生于次年4月抵达北京，商讨CICPA如何加入IFAC。

4月的北京，春风送暖，百花齐放，一派欣欣向荣。这或许预示着这次会谈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

在表示了对IFAC此次北京之行的感谢之后，丁平准先发制人。

“我们注意到，会长先生在就职之时曾表示在任职期间一定解决CICPA加入IFAC的问题。由于历任会长都曾就这一问题表明态度，但都无果而终。相信哈雷拉先生能够实现这一愿望，不留遗憾。”“没有CICPA加入的IFAC称不上是国际！”在接下来的会谈中，丁平准就历任会长在解决台湾问题时的软弱、国际社会对待中国和中国台湾问题的明确态度、台湾会计师组织改名的具体建议、中国会计市场的蓬勃发展等一一做了详细地阐述，虽咄咄逼人，却字字在理。

IFAC会长哈雷拉当即表示了IFAC的立场：台湾会计师组织改名为“中国台湾会计师公会联合会”。在程序方面，由IFAC事先决定台湾方面改名，而不再征求台湾方面的意见。